糧棉改革曲折性的成因，是改革政策缺少全周期調節(jié)意識，對糧棉供求價格變動周期性缺少認識和準備，在相對過剩階段引入的市場化取向改革，到相對緊缺來臨時便不能堅持下去。     ----一般來說，與制成品相對價格變動往往表現出由高及低的一次性生命周期形態(tài)不同，糧棉等大宗農產品與其它資源性產品相類似，通常在價格－供求關系上會經歷相對過剩和緊缺的周期性交替變化。對糧棉流通實行市場化取向改革，不僅需要準備讓市場機制調節(jié)相對過剩，而且要準備通過市場機制調節(jié)相對緊缺，即利用市場機制對其供求關系進行全周期調節(jié)。如果在相對過剩背景下引入市場改革時，對相對緊缺階段出現缺乏意識和準備，認為緊缺階段的供不應求和價格上漲現象意味著“市場失靈”或“大事不好”，就可能轉向加強管制甚至復歸壟斷，落入“過剩時放開，緊缺時壟斷”的“半周期改革”怪圈。     ----實際情況大體如此。第一次糧棉相對過剩于1984年達到高峰，政府1985年對糧棉流通實行以“合同定購”和“余量放開”為主要內容的市場化取向改革；然而，隨著糧棉供求關系在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逐步運行到周期性緊缺階段，決策部門便加大管制力度，直至1988/1989年完全恢復棉花國家專營體制，糧食“合同定購”也實際轉變?yōu)閺娭菩缘摹皣胰蝿铡?，大米則干脆恢復了國家專營。     ----在20世紀90年代初糧棉第二次相對過剩背景下，1992年決策層對棉花提出價格，經營和市場“三放開”的大膽改革方案；糧食則于1993年提出“放開價格，放開經營”、“糧食商品化，經營市場化”的全面改革方針，當年在全國95％以上市縣放開了價格。然而，改革在不久到來的相對緊缺階段再次歸夭折。1992年黃河流域棉區(qū)因棉蛉蟲災害嚴重減產，加上宏觀經濟周期運行階段變化的影響，棉花進入相對緊缺階段，流通政策也再次向加強管制方向調整，并于1994年確立了“三不放開”的壟斷體制。在自身供求因素作用和宏觀經濟形勢影響下，以1993年底糧價急速上漲為標志，糧食供求也逐步進入相對緊缺階段，流通政策隨之放棄改革方針并向強化干預與管制方向轉變。從“米袋子”省長責任制，到保護價和壟斷糧食收購，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對糧食經濟實際干預管制的范圍和力度，都達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從未有過的程度。     如何看待市場準入：棉改成敗的關鍵     ----歷史經驗表明，如何看待其它企業(yè)特別是農民企業(yè)進入棉花流通經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如何正確對待和處理市場放開初期可能出現的問題，是決定棉改政策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一方面，棉花流通各個環(huán)節(jié)的基本特征是勞動投入密集，資金和技術的進入門坎較低，規(guī)模經濟效應不強，農民企業(yè)參與流通具有某種比較競爭優(yōu)勢；另一方面，農民參與棉花流通經營，對活躍農村經濟，提高農民收入，促進棉花市場化改革具有正面“溢出”效應。     ----當然，民間和農民企業(yè)進入流通領域，不僅會對原有壟斷經營秩序帶來沖擊，初期也難免會在質量和其它行為規(guī)范方面發(fā)生一些問題。遇到此類情況時，一些主管部門和官員就斷定市場體制行不通，下決心“早管，管嚴，都管，管到底”，管來管去很快就回到“禁入”和壟斷老路上去，導致“半截子改革”現象。對此，政府主管部門無疑可以并且應當加強市場監(jiān)管力度，控制其負面影響，同時則仍應堅持規(guī)范性準入的市場原則。因為競爭性市場運行自身會內生出更為有效的質量控制機制，使得從業(yè)機構和個人出于對自身利益來關心和重視產品質量，而棉花流通、銀行、電信等部門情況則表明，試圖依托壟斷體制來提高棉花和其它產品質量，無異于緣木求魚。     如何看待糧食安全：糧改成敗的關鍵     ----如果說，棉改成敗與如何看待市場準入與市場秩序有關，糧改成敗則與如何看待糧食安全與社會穩(wěn)定有關。正因為如此，糧改比棉改更為復雜和艱難?！懊褚允碁樘臁薄ⅰ坝屑Z則穩(wěn)，無糧則亂”、“農業(yè)是弱質產業(yè)”、“國際糧食市場靠不住”、“小心外國糧食禁運”、“糧為百價之首”、“糧食是特殊戰(zhàn)略產品”、“糧食具有很強外部性”…… 糧改歷史表明，任意抽取出上面若干表述演繹發(fā)揮成一篇文章，在特定形勢下就可能對糧改政策帶來相當大沖擊。     ----上述觀點本身都有道理，但用它們評價現實糧食流通體制和政策選擇，則需要仔細考察制約實現我國長期糧食安全的現實條件。對我國這樣人口最多的發(fā)展中國家來說，糧食安全的重要性無論怎樣估計也不會過高。然而，我們需要看到，與新中國建立初期或者更為久遠的歷史時期情況相比，我們實現糧食安全目標的邊界條件已經發(fā)生了歷史性變化，客觀上要求體制和政策安排朝市場化方向進行調整。     ----首先，現代農業(yè)科技進步徹底改變了傳統(tǒng)農業(yè)內部能量和物質封閉性循環(huán)方式，極大地拓展了糧食供給長期潛在能力，為徹底改變中國歷史上周期發(fā)生的糧食匱乏饑饉提供了技術前提。這是市場體制與糧食安全目標兼容性的技術基礎。     ----其次，過去20余年，由于我國農村微觀改革成功和現代農業(yè)科技作用，人民糧食和食物一般消費水平獲得歷史性提高，現實消費水平在最必需水平之上已經形成了一個顯著的“調節(jié)緩沖層”；另外由于“恩格爾規(guī)律”作用，隨著我國人均國民收入持續(xù)增長，糧食消費支出在居民整個支出中所占比重大幅下降。因而無論從消費量還是收入量看，對糧食市場調節(jié)可能伴隨的供求價格一定程度波動，居民普遍承受能力都大為增強了。這是市場機制與糧食安全目標具備兼容性的經濟基礎。     ----再次，與建國初期20世紀50年代相比，我國面臨的外部經濟政治環(huán)境發(fā)生了根本改變，出口規(guī)模和外匯收入獲得成百倍增長，加上經濟全球化和WTO農業(yè)自由化背景，使我們有可能充分發(fā)揮農業(yè)比較優(yōu)勢，在國際市場上促進勞動密集型食物和農產品出口，適當增加糧食等土地密集型食物和農產品進口，在開放思路下更好地實現糧食安全與農民增收目標。雖然人們對國際市場心存疑懼，然而至少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國際市場從未給我們糧食安全帶來過危害，倒是錯誤的政府行政干預在特定條件下可能成為糧食安全的極大危險。新的國際經貿關系和環(huán)境，則為市場機制與糧食安全目標兼容性提供了外部支持條件。     ----如果脫離對這些基本經濟變量和現實條件的客觀觀察和科學評價，仍然沿襲20世紀50年代計劃經濟和封閉狀態(tài)思維模式看待現今糧食安全問題，就會把正常的市場供求變動解讀為“生產力萎縮”的表癥，把正常的貿易結構和數量變化認定為“危機降臨”的訊號，由此激發(fā)的社會心理層面恐懼感，會對改革政策夭折產生推波助瀾作用。     “宏觀調控”與     行政干預失靈     把“宏觀調控”概念不適當地運用到棉花和糧食這類具體產品上，會在理論和心理上支持行政系統(tǒng)對糧棉流通干預的任意性，并對成功推進改革產生不利影響。需要說明，與“計劃統(tǒng)制”理念相比，“宏觀調控”概念代表了經濟理論和政策思想的歷史性進步；從實踐層面看，現代市場經濟確實需要政府利用財政、貨幣、匯率等宏觀經濟手段調節(jié)經濟，因而，“宏觀調控”概念本身是好的（也許改為“宏觀調節(jié)”更為準確）。問題在于，把針對棉花或糧食流通過程進行的具體產品干預表述為“宏觀調控”，在理論上存在矛盾，在實踐上會發(fā)生問題。     ----從經濟學常識看，宏觀是經濟總體的概念，宏觀變量是覆蓋經濟總體的變量，只有對經濟總體變量及其關系（如總供給與總需求、一般物價水平、貨幣供應量等）的調節(jié)，才屬于宏觀調節(jié)范疇。棉花等產品價格和供求，并不屬于宏觀對象，因而也就不存在針對這些具體產品的“宏觀調控”。政府有責任提供維護市場交易秩序這一特殊公共產品，因而也有責任對糧食棉花進行必要的市場管理（如制定質量標準、維護交易公平性等等）；由于糧食特殊性，政府可能還有必要對糧食生產基礎科研提供資助以求更快提高長期供給能力，同時保持適度規(guī)模儲備作為短期應急手段。然而，這些都不屬于宏觀調控范疇。把對棉花糧食（或其它任何個別產品、行業(yè)、地區(qū)）價格或供求關系的直接干預說成是“宏觀調控”，實際上包含了常識性誤解。     ----從實踐層面上看，對“宏觀調控”范圍界定過寬，通常會導致過多的不必要干預，而過多干預則會帶來控制結果與動機不相一致的“干預失靈”。這是因為，無論動機如何合理，目標如何善意，國家控制經濟必然要通過具體部門和官員來實現。由于在信息、分析和決策層面受到技術、能力和激勵機制約束，部門和官員缺乏有效控制微觀經濟運行的手段和能力。即便干預政策動機本身是好的，實施結果也往往會對經濟運行產生擾動作用，更不用說官員和部門都可能在“尋租”動機支配下，以“宏觀調控”的名義來謀求部門、機構和個人利益。     ----例如，依據對我國棉花20年流通和政策干預績效的實證分析，發(fā)現很強的經驗性證據，說明政府部門對棉花供求頻繁多變的行政干預，結果事與愿違地放大了供求波動。基本原因在于行政主體對于真實市場供求變動的反應，并不像傳統(tǒng)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設定得那樣比市場超前，而是比市場自發(fā)反應顯著滯后。我國棉花年度結轉庫存波動遠遠高于其它國家平均水平，棉花對外貿易鎖定在極為顯著的“賤賣貴買”缺乏效率狀態(tài)，棉花虧損掛賬超過全年棉花產值，都是在“宏觀調控”名義下行政干預不合理性的具體表現。     ----有人說，市場化方法在中國農村試驗了十幾年了，實際證明行不通。從糧棉流通情況來看，市場體制似乎早已試過，但實際并未獲得真正機會。由于半周期改革思維套路的影響，由于在指導思想上對糧食安全和市場發(fā)育等問題存在認識偏頗，由于過于寬泛地相信只要是政府行為就可以“宏觀調控”名義進行干預，實際上在過去20年間，市場機制從未獲得過一次對糧棉供求完整變動周期的調節(jié)機會。老話說：“事不過三”，但愿新一波糧棉改革能給市場一次真正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