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宜采取貿(mào)易報復或?qū)幎嗽V諸WTO 　　然而，對中國紡織品單方面實施限制，可能會引起中國貿(mào)易報復或?qū)⒅忻蕾Q(mào)易爭端訴諸WTO。那么，我們不妨看一看中國選擇貿(mào)易報復的可信性。雖然美國政府準備對中國紡織品實施限制時，中國發(fā)出了報復的威脅和警告信號，但是美國政府知道中國貿(mào)易的報復威脅是不可信的。因為，任何國家和政府都是在權(quán)衡實施某種政策成本與收益之后才會做出決定或采取行動。美國制造貿(mào)易摩擦只是為了在大選中獲得政治利益，并不希望由此演變成雙方全面的貿(mào)易戰(zhàn)，因此它會將對中國的貿(mào)易限制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nèi)。從中國方面來說，宣布實施報復行動所能夠帶來的最大潛在收益是迫使美國采取合作，放棄對中國部分紡織品的限制決定。 　　問題是美國政府正面臨大選的壓力，對布什政府而言，大選的政治利益高于一切，中國要使報復發(fā)揮效力，其措施就必須是“嚴厲的”。由于在中美雙方政策的博弈過程中，各自的實力和地位是不對等的。中國明顯處于弱勢，為了使美國的“機會主義”行為或不合作行為得不償失，處于劣勢一方就必須擴大報復的范圍。因為，在單一領域中采取行動，最“嚴厲的”報復行動是徹底禁止進口美國某類產(chǎn)品，由于美國出口市場相對分散，顯然，這不會對美國構(gòu)成較大的威脅。為此，就必須擴大行動的范圍，而這又引發(fā)中美國之間全面的貿(mào)易戰(zhàn)。然而，全面貿(mào)易戰(zhàn)的成本是高昂的，這會超出處于劣勢地位的國家能力所能夠承擔的范圍。因此，中國選擇的嚴厲的貿(mào)易“報復”或“懲罰”事實上是不可信的。由于可信性威脅是抑制博弈“機會主義”行為的必要條件，當美國政府意識到中國威脅不可信時，它不會去自覺地抑制采取“機會主義”行為的沖動，而是會去選擇采取“得罪”中國的貿(mào)易政策。 　　既然中國不選擇貿(mào)易報復，那么，如果中國將中美紡織品貿(mào)易爭端訴諸WTO是否就能有效防止美國搞貿(mào)易摩擦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從理論上說，建立多邊貿(mào)易體制的目的就是試圖抑制其成員的“機會主義”行為，實現(xiàn)有各成員之間有效率的合作均衡?，F(xiàn)行的多邊貿(mào)易體制是以WTO為中心建立起來的，爭端解決機制是WTO的基本職能之一。而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制度安排，目的是試圖通過集體或制度的力量來增加懲罰的可信性和有效性，防止或減少其成員，尤其是防止或減少某些大國在政策選擇博弈過程中可能出現(xiàn)的“機會主義”行為。但相對于博弈過程所需的條件，這種制度安排仍然存在一定的問題。 　　首先，針對有關國家的“機會主義”行為，其他國家的報復行為必須得到WTO的授權(quán)。WTO在給予授權(quán)之前，又必須經(jīng)過一系列的程序和步驟，而且違約方有可能通過影響這些程序而最終影響WTO的授權(quán)行為，如否決專家小組的人選。也就是說，違約方可以阻礙其它國家的報復行為，即必須得到授權(quán)后才能報復或懲罰，其“可信性”便有可能降低。 　　其次，爭端解決機制的最終目的是要促進有關國家就爭端進行談判和磋商。在開始時，爭端解決機構(gòu)首先會鼓勵為解決爭端進行雙邊磋商，然后才會真正開啟爭端解決機制的程序；在最終裁決通過以后，爭端解決機構(gòu)也要求有關國家就裁決的執(zhí)行問題和補償問題進行談判。只有當所有談判都失敗后，才會授權(quán)起訴方進行報復?？梢姡琖TO的爭端解決機制竭力想避免報復行為。由于爭端解決程序的約束條件增加報復的難度，這便降低了采取報復行為的可信性。當博弈一方意識到這一點時，報復或懲罰的可信性便受到影響。從抑制“機會主義”行為，推動合作的角度出發(fā)，WTO爭端解決機制應該加強報復或懲罰的可信性和有效性，但是WTO爭端解決機制的缺陷是通過裁決的時間較長(中國等訴訟美國的鋼鐵保障措施就耗時1年半)，這既增加了懲罰的時間成本，又降低了報復行為的主動性，不利于提高“可信性”。